不久前，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的組織下，福建、江西、貴州、海南等4個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的代表們來到浦江縣，參觀考察當地的城鄉垃圾分類情況和制度體系建設，并開了一場“頭腦風暴”交流會。
這場交流會傳遞出若干鮮明信號：浦江的垃圾分類經驗，將率先被這4個試驗區吸收和推廣，從而為全國各地的垃圾分類工作提供示范和借鑒。與此同時，我國的城市垃圾分類，也將從長達18年的探索推行階段，加快步入強制推行階段。
浙江垃圾分類的經驗始于農村，而今全省各地正加快向城市推進。作為這項工作的先行先試之地，浦江率先交出一份成績單：截至目前，垃圾分類已覆蓋城鄉，全縣建成16座生態處理中心、18座陽光房，日處理會腐爛垃圾約200噸，垃圾減量率達50%以上；年回收可利用垃圾12.78萬噸，實現經濟效益6000多萬元。
從農村到城市，垃圾分類會碰到哪些難題，該從何處入手突破？強制性的垃圾分類，又要怎樣的制度構架來支撐？從這場“頭腦風暴”中，我們努力找尋答案。
從農村到城市
六大難關須攻破
按照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福建、江西、貴州、海南等作為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要率先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但這是一項系統工程，牽扯到方方面面，究竟該從何處突破？
“浦江縣的經驗，既有城市又有農村，非常具有典型意義和好的借鑒作用。”國家發展改革委環資司司長任樹本說，之所以選擇在浦江開交流會，是因為這里濃縮著垃圾分類浙江經驗的精華。
近年來，浙江垃圾分類以“農村包圍城市”之勢，向全省不斷鋪開和覆蓋。浦江縣綜合行政執法局副局長魏斌聰介紹，2015年初，該縣開始試點推行城區垃圾分類，“城區與農村的差異很大，這個過程中，不少農村經驗可供參考，但也遇到了很多困難。”
回望3年多的探索，魏斌聰總結認為，至少存在六大差異和困難。首先，農村是“熟人社會”，鄰里之間相熟，大家都要面子，不愿當落后者。但城區是“生人社會”，即便生活在對門，也可能互不相識，沒法靠“熟人社會”的管理方式去推動垃圾分類。“第二，與農村相比，城區的情況復雜多了。不僅有各種類型的住宅區，還有大型商場、沿街商戶，以及機關企事業單位、開發區等，各個單位的垃圾情況截然不同，比如醫院還涉及危廢垃圾的處理。”魏斌聰說，隨之而來的，便是第三個難點：“農村就是農民，但城區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外來人口，垃圾分類主體的不同，我們工作方法也得相應不同。”
在向城區深入推進垃圾分類工作的過程中，魏斌聰還發現，居民與農民的作息方式也截然不同，白天基本不在家，也不太產生垃圾，但一到晚上，住宅小區的垃圾量會猛然增加；日常管理中，農村垃圾分類可交給鄉鎮推進，農村基層組織來具體實施、管理和監督，特別是黨員聯系農戶的方式十分管用，但到了城區，由于分類主體密集龐大，社區干部管不過來，而物業又往往“下不了手”。“最后一大難關就是，農村垃圾成分相對簡單，除了剩菜菜葉，其余大多是生活用品的外包裝，但城區垃圾還有沙發、家電等，尤其隨著外賣的興起，錫箔紙這類垃圾的產生量急劇增加。”魏斌聰說。
摸清這六大難關后，浦江縣以縣城的浦陽街道中山社區為試點，打響了垃圾分類從農村向城市挺進的“突圍戰”。
從試點到推開
全民參與是關鍵
中山社區是一個典型的城市社區，不僅有高層居民樓，還有沿街林立的商鋪、商場、企業，主體類型多樣，垃圾產生量大。浦江人認為，如果能在這個地區獲得突破，那么在城區推進垃圾分類，就不再是難事了。
在城區推行垃圾分類時，浦江延續了“二次四分法”的農村經驗，即先把垃圾分為“會爛”和“不會爛”——“會爛”的送去處理中心發酵堆肥；“不會爛”的再分為“可賣錢”和“不可賣錢”的，“可賣錢”的回收處理，“不可賣錢”的進入垃圾填埋場、焚燒廠處理，有毒有害的進行特殊處理。
垃圾分類能否成功，源頭收集的環節十分關鍵。魏斌聰說，他們從“如何收”開始破題，在反復宣傳、民主協商的基礎上，僅一個中山社區，就出現了上門收集、自行送達、以桶換桶、“垃圾驛站”等四種不同類型的垃圾收集辦法。
如小高層的生活垃圾，由居民先分好，再由保潔人員上門收集；針對高層住宅樓，則在每棟樓下設各色垃圾桶，規定早晨特定時段，居民可將垃圾帶下來，按要求分類投放，投放點裝有攝像頭，并由社區或物業人員值班監督；面向企業和商場推行時，則采取“以桶換桶”的辦法，只有分類正確，環衛人員才會及時換桶；在部分小高層，他們還嘗試設立“垃圾驛站”，即在樓下給每戶家庭設“垃圾郵箱”，如房號402的就投放至402“垃圾郵箱”，對號入座以便社區人員檢查監督，確保每戶都能正確分類。如此細致的程度，讓外省代表連連感嘆：“浦江真是把垃圾分類工作做到了極致。”
“城區推廣垃圾分類的確困難很多，但慶幸的是，農村垃圾分類多年的實踐和成效，激發了全縣人民愛護環境的主人翁意識。早在2014年，就有不少居民寫信給縣政府，強烈呼吁在城區實施垃圾分類。”浦江縣縣長丁政認為，某種程度上，是農村垃圾分類倒逼了城市垃圾分類的推開。
中山社區試點成熟后，浦江又隨即在全縣黨政機關、學校、醫院、街面等四個代表單位和區域，深入推廣實施垃圾分類。這個過程中，浦江縣人民醫院探索出區域分揀和雙重監督等方法，確保垃圾分類工作時時有監督、天天有檢查，成為當地垃圾分類的楷模。
醫院屬于公共場所，人流密集，垃圾量大且品種繁多，是垃圾分類工作最難推廣的單位之一。但當人們邁進浦江縣人民醫院的這一刻，他們手中的垃圾就已受到該院垃圾分類監督員的全方位監管。醫院相關負責人說，醫院的200余名黨員干部以及共青團員，均擔任垃圾分類監督員，他們輪流值守，勸導人們正確分類垃圾，幫助保潔員分揀，從而確保垃圾分類到位、不留死角。
這場“垃圾革命”行進至今，浦江全縣20個社區、15萬常住人口中，垃圾分類已覆蓋98%的區域,正確率達90%以上。
從自治到法治
強制分類漸落地
今年4月中旬，浦江縣仙華街道一家超市的店主張某，收到了當地綜合行政執法部門開出的一張200元罰單，原因是沒按規定做好垃圾分類。在此之前，檢查人員發現，該超市門口“會腐爛”垃圾桶中，有塑料瓶蓋等不會腐爛的垃圾。“垃圾分類要確保常態長效，必須走法治化之路，盡快步入強制推行階段。”魏斌聰說。
浙江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在推進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的基礎上，加快構建相關的制度體系。
今年4月1日起，《浙江省城鎮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正式施行，首次明確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按照規定分類投放生活垃圾的責任和義務，違者不僅面臨處罰，其行為還可能被記入信用檔案。辦法施行后，對不按照規定分類的行為，可對居民處以200元以下的罰款，對單位處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罰款，有關處罰可作為失信信息記入其信用檔案。
在農村垃圾分類上創出豐富經驗的金華市，通過完善法制建設，加快了強制分類的步伐。今年6月5日起，《金華市農村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正式施行。就在該條例實施的當天，浦江縣白馬鎮一戶姓賈的肉鋪商戶，由于沒有正確分類投放生活垃圾，收到了一張20元的罰單。“我們知道，任何法規實施時，人們都有個接受過程。”魏斌聰說，“幾十元的罰金不多，無非是想告訴人們，農村垃圾亂丟，也是違法的。”
從自治到法治，浙江垃圾分類逐漸走向縱深。交流會上，任樹本多次表示：“這次來浙江浦江，收獲真的很大。”
【記者手記】垃圾分類 勠力前行
垃圾分類尤其是城市垃圾分類，是邁入新世紀后，我國就在不斷求索、努力突破的難題。早在18年前，我國就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率先啟動城市垃圾分類試點。如今，這一艱難探索仍在路途中，緊迫性也愈發強烈。
我省通過垃圾分類，如今已初步遏制了垃圾量快速增長的勢頭。2017年，全省生活垃圾產生量增速從10%降至5%，設區市城區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覆蓋面達到70%，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99.96%。
在交流會上，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徐幸坦言，浙江垃圾量增長勢頭尚未完全遏制，電商快遞等包裝廢棄物快速增長；垃圾處置設置選址落地難，餐廚等垃圾分類處理能力相對不足；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點布局不合理、渠道不夠通暢；居民垃圾分類的自覺意識還不夠強，垃圾混投混棄的習慣短期內難以扭轉；獎懲機制尚未有效形成，現行法律法規的剛性約束還不強。
去年12月8日，我省專門召開全省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工作動員會，今年6月又在浦江召開現場會，并印發《浙江省生活垃圾分類“五大”專項行動計劃》，提出到2020年實現生活垃圾總量零增長、無害化處理率達到100%的目標。目前，杭州、寧波兩地已率先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
盡管我省已在垃圾分類上創出先進經驗，但依然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